读书推荐 | 创意带动城市复兴，有多少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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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城市”一词似乎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大家面前，而实际上，这一城市发展新模式已经在全球范围内经过了数十载的探索和实践。假如你对“创意城市”这一概念还心存疑惑，那么，翻开《创意城市实践：欧洲和亚洲的视角》这本书，至少你能意识到，在欧亚大陆上创意城市早已不是一个新鲜的话题，而创意带动城市复兴、文化回归政治议程也被证明是切实可行的。35位来自全球多国的城市规划学者，精选18座或具典型性和示范性、或具独特性和启发性的创意之城，带领我们漫步城市街头，感受渗透进城市肌理、弥散于城市规划中的创意灵光。一个个鲜活生动的案例——或耳熟能详，或闻所未闻——为我们发展创意城市提供借鉴和启发。

《创意城市实践》入选的案例涵盖包括西班牙、意大利、法国、瑞士、比利时、荷兰、德国、芬兰、拉脱维亚、瑞典、中国、日本、韩国等13个国家在内的18个城市，按照空间分布不同而纳入“西欧和南欧”“中欧和北欧”“亚洲”三个章节，在随后的一章又选取了英、意、法、中四国，从宏观视角在国家层面解读创意城市建设案例。将这些城市案例组合起来看，既可以发现东西方文化差别下的欧亚差异，也可以辨析全球化趋势下的欧亚共性。

图片来源：摄图网

对于城市规划师、政策决策者和城市开发管理者以及创意人士而言，这是一本糅合各方前沿视角的深度读本；对于有意一睹欧亚创意都市风尚的旅行者来说，它又是一本颇有趣味的解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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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信息

唐燕，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讲师，德国洪堡学者；China City Planning Review责任编辑。曾为德国多特蒙德大学博士后，柏林自由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设计、城市治理与区域战略。目前已在国内外各种期刊、会议上发表论文近40篇，专著《城市设计运作的制度与制度环境》等。

克劳斯•昆兹曼（Klaus R. Kunzmann），德国多特蒙德大学空间规划学院教授，德国空间规划科学院院士，德国联邦规划教育委员会前主席，英国卡迪夫大学荣誉教授，“欧洲规划院校协会”（AESOP）的创始人和首任主席。曾在巴黎第八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麻省理工学院建筑与规划系、宾西法尼亚大学、苏黎世高专等院校、清华大学担任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创意城市、区域规划、区域重建及中国城市政策等。曾在各种期刊会议上发表论文数百篇，并出版和主编多部著作，具有世界范围的学术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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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导言“欧洲和亚洲的创意城市：城市发展的新模式？”部分，作者提出创意阶层和创意城市的主题思想在全球传播，广泛且开放的创意概念有利于创意城市范式的快速散播。创意城市概念让规划者、政策顾问和城市管理者感到兴奋，他们意识到创意文化形象对一个城市来说具有巨大的政治、文化和经济价值。创意城市取代可持续发展，迅速成为城市发展的一种新范式。   

文章第一章选取了威尼斯、毕尔巴鄂、里尔、安特卫普、马斯特里赫特、苏黎世六座各具特色的城市为我们展示了西欧和南欧创意城市的风采。

第二章提出中欧和北欧的部分国家坚持推行国家福利，强调公共部门在保障教育、健康、医疗服务、住房和城市规划公平性等中所起的作用。如柏林、莱比锡、里加、赫尔辛基、斯德哥尔摩、汉堡在应对内城衰退、促进经济发展、提升城市形象等不同问题时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创意策略。

第三章讲述了香港、金泽、横滨、广州、北京和台北等亚洲城市在创意城市建设上的独特探索，领导力和政府干预往往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第四章则提供了四个从国家层面解读创意城市建设的案例，分别是英国、意大利、法国和中国。

在结语“创意城市的国际经验与本土化构建”部分，作者提出，创意城市是特殊时代背景催生的城市发展新理念，在国际上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中国各大城市打造创意城市的实践热情高涨，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片面的建设方向、趋同的产业定位、精英式园区建设、好高骛远的目标、借创意开发圈地等等。欧洲和亚洲各地的创意城市为中国的创意城市实践提供了参照，但并非简单的“他山之石”可以直接用来使中国的城市变得具有创意，中国特色创意城市实践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走本土化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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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卷遐思

如何通过创意的力量来点亮城市之光？

尽管国别不同，政治、经济、文化差异巨大，城市之间的发展历史、地理区位、人口组成等要素也相距甚远，但将创新创意作为城市发展内驱力，却已在各地城市实践中屡获成功。《创意城市实践》为我们提供了散布在全球不同区域的诸多城市案例，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三类：

一种是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古老城市，它们一方面肩负着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重任，同时又希望在传统的保护和传承中寻找当代城市发展的新机。威尼斯的重要经验在于发展庞大的城市博物馆体系和文化创意空间，将古老的威尼斯打造成展现创造力的“城市橱窗”和激发创造力的“城市工作室”；安特卫普的重要经验在于抓住1993年“欧洲文化之都”的建设契机，对整座城市进行整体性战略空间结构规划，通过创意改造振兴了一系列衰败、破落、废弃的区域，使之重现数百年前国际港口城市的荣光；而北京的经验则在于以建设文化创意产业集聚区的方式构建“大分散、小聚居”的发展格局，依靠旧城改造更新、推进新农村建设、工业遗产再利用以及产业园区新开发等建设路径，使首都北京成为当之无愧又极具特色的文化中心。

另一种是在后工业时代陷入经济衰退、人口流失危机，亟待通过产业结构调整来复苏城市活力的转型城市。毕尔巴鄂依靠古根海姆博物馆这一旗舰项目而带来奇迹般的连带效应，一座成功的城市艺术品产生了巨大的创意外溢，为创意景观、创意活动、创意教育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能；柏林由于历史政治原因，其发展一度陷入停滞，但创意经济的兴起让这座城市找到新的出路，设计、时装、影视、音乐、建筑、游戏等行业为它提供了充裕的就业岗位并创造空前的产业价值；里尔的经验更具有普遍性，第三产业和服务业的飞速发展推动这座旧工矿业区成为新的中心都市，其成功得益于艺术家的理念、政府的政策、经济伙伴的资金和民间力量的参与都能够朝着同一个方向行动，使城市建设、文化活动、公共空间以及教育、科研和各个产业的发展都围绕着“里尔创意城”前进。

还有一种属于后发型城市，教育、科技、研发、文化、艺术被定位为城市发展重心，创意与这些领域联系紧密，并能使多方利益实现增值，持续发挥相辅相成的良性作用。

斯德哥尔摩高度重视人才价值，高校和科研机构的集中使其拥有远超出全国平均水平的高学历人才，由于科学创意与技术研发协同发展，新技术与新产品得以同步带动进出口份额，由此带来的结构性变化随之不断强化创新创意城市的新形象和新动能；赫尔辛基则长期通过建筑和设计不断强化城市形象，创意思想不断融入城市硬件设施和软实力发展中，使其在全球视野下成为一个基于科学、艺术、创造力和优质服务的创新和创意产业中心。

发展创意产业，“自上而下”还是“自下而上”？

这一问题实际是在讨论发展创意产业是应政府主导还是民间自发，其核心焦点或可归结为是否应该有政府的统一规划和是否需要制定并出台相关的产业政策。当然这与各国国情有关，大体而言，对于市场经济较为发达和公民自治能力较为成熟的国家/城市来说，自下而上的路径更容易激发创新活力，反之，自上而下的思路则更容易取得效果。

两德统一后，莱比锡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衰退和人口流失中，政府自上而下的计划经济和大量的补贴经济被证明是失效的，而“自下而上”的创意经济却带动了萎缩的城市复苏。良好的制度环境、活跃的草根运动和开放的设计贸易展是莱比锡作为创意城市崛起的三个重要因素，并由此孕育出发达的媒体业、软件游戏业、广博业、表演艺术等创意产业。

苏黎世的例子更具有象征意味。这座原本传统而保守的城市，因数百名激进青年所爆发的“歌剧院骚乱事件”而开启了城市的文化转向，曾一度分庭抗礼的主流艺术（传统艺术）与非主流艺术（新兴艺术），通过民间运动推动城市华丽转身，工业西区在缺乏政策指导和资金支持的环境下，崇尚文化创意的大环境氛围为其带来生机并影响了整座城市。因为有多样包容的文化环境、潜力无限的创新团队、蓬勃发展的地方经济以及城市高收入阶层对文化艺术和基础服务产业的需求，这些综合因素又反过来倒逼政府重视创意产业，并在2005年将创意产业明确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形态，苏黎世由此从传统金融中心转型为国际时尚之都。

而北京的经验则显示出与欧洲的差异来。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多年间，北京城市文化产业政策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型，一次是从强调公益性的文化事业转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并重，一次是从发展文化产业转向强调文化创意产业对城市建设的支撑作用。在这过程中，政府起了积极的引导作用，先后建立起一系列资金、管理、政策、配套设施和服务上的支持途径，通过培育和发展文创产业集聚区的方式，实现了创意北京的建设。

打造创意城市，还将面临怎样的问题和挑战？

经历了概念、理论和国际经验引进的初期阶段，如何将创意城市战略落实到本土化的实践操作中，我们还面临着诸多挑战。

对于如何理解创意城市，需要因地制宜，因城而异，一味向西方看齐，未必能给城市带来真正的创意，所谓“他山之石”也无法简单地直接拿来，让我们的城市变得具有创意。比如如何为创意阶层不稳定的处境提供保障？如何处理城市创意空间的投机性改造？是否所有的城市都能够有效利用创意要素？对于更多转型城市而言，如何从一个吸引创意阶层的被动发展城市，转变为一个能够创造新特性、制造新经济和谋划新布局的真正的创意城市？……诸如此类的问题还有很多，并且具有一定的普遍性，这说明全球创意城市的发展既有其差异性，也有其规律性，即便经过比较长时间的探索和实践，创意城市的发展也依然在路上。

对于中国的创意产业而言，我们的问题可能还在于频频出现趋同的产业定位、片面的建设方向、过于宏大的目标，以及借创意之名开发圈地等等。中国特色的创意城市实践必须在全球化背景下坚持走本土化的道路,而政府需要有更加丰富多元的创意战略，使技术（Technology）、人才（Talent）和包容度（Tolerance）能够为创意的迸发和落地保驾护航。手段和方式可以借鉴，但如何打造创意城市，并无标准样板。每一座希望提升创意维度的城市都必须基于地方自身的内生潜力，不断探寻最适合它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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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编 | 侯雪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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